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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洪祥的顶头上司名叫张文科，金实投递支局局长，47岁，是一位从业20多年的老邮递员。多年的邮递员工作经历，造就了他的一张能说会道的嘴，讲起话来声如洪钟，干净利落。
金实投递支局的邮递员们，是10多名平均年龄20多岁的年轻人。身为局长的张文科除了日常的工作安排以外，权威专家常在休息时间听取下属们对工作的意见与看法，或者只是单纯地听他们发发牢骚，诉说各自工作中遇到的不快。
“我很护我们的邮递员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辛苦。”采访当天，因为自己的一名下属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张文科亲自跑到对方那里，据理力争。最终为下属讨回了一个公道。
遭人误解，是邮递员们“躲都躲不掉的噩梦”。
日常投递挂号、快递等邮件时，常遇到收件住户不在家中的情况。当邮件首次送不到收件人手中时，邮递员一般都会在住户楼下的单元门上张贴“通知条”，目的是告知对方邮件已到，无须担心，等到邮递员下次投送邮件时，将会再次进行邮件投递。
“总有一些闲人，看到通知后就顺手撕下来看看，然后丢掉。收件人本人没在家，又看不到通知，就会把无法按时收到邮件的责任怪罪于我们。”张文科说，比起他当年做邮递员的经历，现在投递邮件的大环境可谓“奇差”。
2012年09月27日，云南省昆明市，投递包裹和挂号信时，邮递员就必须联系到签收人，因此只能一家一家顺着联系。张文科所说的“奇差”大概就是：物管对本小区住户的邮件爱答不理，认为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;新建的时尚住宅小区里严重缺乏信报箱等配套设施，邮递员进入小区后不知道该怎么把信件交给收件人;部分小区甚至不允许邮递员进入小区投递邮件……
在夏洪祥负责投递的金实片区里，绝大多数小区内没有设置信报箱，邮递员哪怕已经抵达收件人所在小区，却不知道该将邮件送到哪里。精神病带来什么危害
“我们去小区送信，更多的时候，邮递员得恳求门卫帮忙接一下信件，然后我们自己出钱，买一些小黑板放在那里，自己写上收件人的名字，好让对方进出小区时能及时看到并留心去取。”张文科的话语中充满无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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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80年代末，张文科以复转军人的身份进入邮电系统，从事邮递员工作。精神病的危害性
“想当年，能进邮电系统工作，感觉自豪得不行。”张文科记得，他初进邮电系统时，偶尔会碰到熟人问他“在哪儿上班”，他总会自豪地回答：“邮电局。”这样一问一答后，通常情况下，问的人总是一脸艳羡。
当年，能在邮电系统里上班，是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事情。想在邮电系统里谋得一份临时工，都需要过硬的关系。“那个时候，如果没有内部系统的熟人介绍，根本进不来。”
在张文科看来，当年，昆明大街上连骑自行车的人都很少，可他却能骑着单位配发的自行车，大街小巷地转。精神病的病因
张文科说，年轻时的自己只是受一种爱好攀比的心理驱使，工作本身能带给他一种优越感。他记得，当年他在邮电系统的工资收入“比银行还高”。
从工作当年的52元月工资起，张文科的工资一路上涨，“那个时候邮电局的效益很好，而且每年工资都会增加。我们邮电局职工拿的工资，比其他单位的要高出10多块钱。”这多出来的10多块钱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当年，张文科不少朋友的月工资也就20多块钱，而他自己每个月的全部花销也就19块钱左右。“精神病的发病因素是什么那时候的19块钱足够我一个月的生活了。你想想，1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。”
2012年09月27日，云南省昆明市，邮递员正在整理报纸报刊，每天这样的动作都在不断重复。除了收入优厚，那时日常的工作与“投递环境”也让张文科感到满足。
早上8点上班，11点左右完成邮件投递;下午2点上班，5点左右完成邮件投递。骑着配发的自行车，张文科在自己负责的片区，轻松完成着每天的工作内容。除了固定工资以外，日常投递邮件时，只要不出现投递质量上的问题，到月底一般还会有8元钱的奖励。
“那时候的信特别好送，去了院坝大喊一声收件人的名字，院坝里的人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收件人，只要知道来信是给自己院坝里的人，肯定有人出来代收。”
那时候，张文科负责投递的是胜利堂片区，“我每次去一个院坝送信送报时，只要站在院坝里大喊一声，总会有人应声。”精神病的临床表现
以前，同住一个院坝的住户们，时间长了总会相互交流，进而彼此之间熟识，甚至连别人的家庭情况也清楚知晓。而如今，对门住了多年的邻居，可能连几句话都说不上。
“那时候人情味很浓，给人家送信，他们一般都会抓点瓜子、花生、板栗给我。碰上给单位送信，比如我以前送粮食局，逢年过节，他们自己单位内部发的福利还总会想着给我留一份。”到了今天，这种情况已经很难让人相信，但这却是张文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