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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春季，与中国相称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越南开始反华排华，屡屡在边境制造流血事件。烽烟突起，作为军人，我投身战场。同年3月8日清晨，在宣布撤军之后，我因摔伤伤口感染引发高烧合并症，全身瘫痪。
辗转4家医院后，我转入南宁市303医院。那时候，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比较多，医院几乎不分内外科，到处都是身裹白布绷带的军人。传染科抢救室里，一个伤病员刚死去，我就被紧急抬了进去。
外科专家闻讯赶来，我听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军人冲负责抢救的医生说一声：“赶快把他的气管切开。”伴随着一阵疼痛，我衰竭的呼吸停止了，瞬间大脑一片空白。怎么有效预防精神病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呼吸机刺耳的噪音唤醒。睁开眼睛，床前围满了医生和护士。我的气管从咽喉部位被切开了一个口子，里边下了金属内套管，外部用螺丝帽封闭，连接一根输氧管直通呼吸机。我开始靠输氧维持微弱的生命。
稍微缓过神来，我隐约听见值班医生跟护士小声议论，“颈椎以下的运动神经全部损坏，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障碍，生存概率5%……”“就算挺过一星期的死亡高峰期，还要面临一个月的危险期和3个月的反复期，如果能保住命，大概会在床上躺一辈子。”
我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定格在21岁。那台老式呼吸机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，经常出现故障——直往我的体内输入氧气，却不定时吸出二氧化碳，将我的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吹得圆鼓鼓的。这时候，护士会赶紧关闭机器，拍打失灵的开关，甚至匆忙喊维修工过来修理。每次机器出现故障，氧气停止输送，我就头痛欲裂，心胸憋闷。
虽然全身的运动神经几乎损坏殆尽了，但四肢末梢神经的触觉和痛觉依然存在，知冷知热，扎针也能够感觉到疼痛。医生怕我躺床久了生褥疮，嘱咐护理每间隔一小时为我翻一次身。产后抑郁症的护理
刚翻过的身体部位会舒服一点，可过不了几分钟，由于四肢的末梢神经不能在潜意识中自我牵拉调整，肢体开始出现疼痛，最后酸痛麻木，如蚂蚁咬骨蚀髓。后来，四肢恢复了一定功能，我试过平躺在床上，有意识保持姿势不动，可怎么都坚持不了5分钟。
肉体的痛苦难以忍受，精神的煎熬更折磨人。
南疆的春夜，雨水降临。抢救室的屋檐噗噗嗒嗒的滴水声，伴随着偶尔传来伤病员痛苦的吼叫声。 曾经活蹦乱跳的我，突然间变成了一具活着的躯壳，万念俱灭。
我断断续续地对值夜班的周医生说：“我死了，把遗体捐献给国家，供医学研究吧。”产后抑郁症的症状
那天后半夜，女护士出去上卫生间，我瞅准时机，吃力地往左侧摆头，期望能够挣脱脖子里的氧气管。可我的颈椎也失去了功能，任凭我怎样拼命地抬头，头颅却挪不动地方——我连寻死的能力都没有了。
自杀不成，我开始绝食。医生和护士们纷纷劝我：“小伙子，你这么年轻，不吃饭，没有营养，怎么能挺得过去呢?”
躺在抢救室里，我沉默不语，打定主意“要去见阎王”。
2
那天上午，周医生突然快步跑进抢救室，冲我说：“小睢，把你的床往里边挪挪，新来一个重伤员没地方住。”媒体报道
医生护士一阵忙乱，将我的病床往窗边挪动，临时搬一张床放在我的脚头，中间拉起白布帘。紧接着，就抬进来一个痛苦呻吟的女伤员，她的思维好像有点混乱，听我在里边跟护士说话，立刻大声吆喝：“你是谁呀，你出来呗，我咋不认识你啊?”隔了一会儿，她又大声呼喊：“护士，快来看呐，我床底下钻进一个男人，他是谁呀?”
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这么近距离地躺在同一间屋子里，我还从没经历过，顿时吓得不敢出声。
随后，我断断续续听医生和护士们私下议论，才知道这位女伤员是从前方野战医院转下来的护士，名叫庞红。因在前线不分昼夜抢救伤员，疲劳过度倒下了。被送进医院时，全身瘫痪，双目失明……
在抢救室里，庞红生命垂危，却不停地呼喊着一个名字：“阎纯”。庞红的妹妹庞萍也上了战场，她闻讯从野战医院赶来探望，向主治医生介绍说：“阎纯是我姐夫，原来曾在军中服役，战前已转业到地方工作。”
那年月，通讯还不发达，阎纯接到加急电报，从河北乘火车南下几千里，过了好久才来到医院的病床前伺候自己的爱人。阎纯的出现，让庞红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。
庞红睡着的时候，阎纯撩起白布帘，微笑着跟我打招呼。他身穿藏蓝色中山装，留着偏分头，皮肤黑黑的，很纯朴。
我们隔着一道屏风，可我颓废的情绪却因他们的存在为之一振。庞红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兵，伤情比我还重，都能坚持下来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像男子汉一样?
我开始吃饭了。尽管咬肌处于半麻痹状态，还是囫囵吞枣地往肚子里吞咽食物。我每天吸完3大瓶氧气的同时，坚持吃完3大碗饺子。
清晨，我翻起干涩的眼皮，心底暗暗地说：“我又多活了一天。”如何让调理抑郁症
然后，我再仔细听白布帘那边，粗重的喘息声仍在。“这个姐姐也活着。”我默默地念叨。
3
半个月后，庞红脱离了生命危险，父母也从广州赶来，要将她转到广州军区医院治疗。临别时刻，阎纯大哥匆忙挥手跟我告别。
抢救室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但我的情绪已有了很大改变。
那年6月，我所在的部队经过战后休整，班师豫北驻防。我也被拔掉氧气管，安全度过了3个月的危险反复期。我对临行前来医院看望我的首长说：“我是一个战士，部队在哪儿，我就要跟着大家走，别落下我。”
首长看我态度坚决，不忍心把我留在千里之外，便用担架把我抬上了列车，转入豫北371医院疗养。
从此，我与庞红天各一方，再无任何消息。什么是产后抑郁症
年轻时的庞红30多年的岁月流逝，我在逆境中熬白了头发。那场渐行渐远的战争对于旁观者来说，也许就是一段历史，但对于亲历者而言，就是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回忆起303医院抢救室那段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日子，就会想到与我同命运共患难的庞红。
虽然我们未曾谋面，但都游走在死亡的边沿。如今，我幸存下来，可全身瘫痪，双目失明的庞红姐姐怎么样了?
我用伤残的手指敲击键盘，在网上陆续发出两篇博文寻找庞红。甚至向几家刊物的编辑打电话求助，请他们帮我发文。一时间，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、博友、朋友以及社会爱心人士，纷纷给我提供线索，可最终都没有一点音讯。
我没有放弃，向央视一套的《等着我》节目组求助。在编导们的热心帮助下，几经周折，我终于跟失散38年的庞红姐姐联系上。
我这才得知，她和阎纯相识于1973年4月，55军成立游泳队，他们同在游泳队，由相识发展到相爱。
南疆战争打响之前，阎纯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妻子写信：“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，不要让他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弹下，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。”
她也讲述了她的故事。
4
我1968年入伍，服役于陆军某部野战医院，参与过1979年的那场战争。
那年元旦，部队已经开拔，医院的第一野战所也随军部去了边境。记忆中，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。
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，那天晚上，我和好友简单吃了年夜饭，就去军部礼堂看电影。电影放到一半，广播喇叭响了：“某医院三所的同志请马上回医院，有紧急任务!”
我的编制是二所的，就没动，哪知看完电影回到医院，战友一见到我就紧张地说：“快准备东西!上前线有你，4天后出发!”
出发前一天，我在两面透风的澡堂里洗了个澡，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。几个小时后，我开始呕吐、腹泻。得知我突发急病，副所长来探望，“我等你到10点，体温到38度不走，38度以下就随大部队出发。”
10点一量，体温37.8度，我松了口气，可到了半夜，体温又上升，一晚上起来数次，又吐又泻……第二天凌晨，全体参战人员集中在食堂吃早餐，经过一夜折腾，我连一点稀饭都喝不下了。刘院长看到我的狼狈样，说：“你先不要走了，等好一点再去赶大部队吧。”
“怕死”、“逃兵”是军人最耻辱的标签，我对院长说：“我一个人怎么走?到哪儿去找大部队?我就和大家一起走!”
于是，我的座位临时从大卡车调到了中巴车上，这辆车可随时停车。
我还算争气，顺利到达了火车站。
我们医院的女兵大多是从本省参军的，亲人们早就挤到站台上张望了。我家离军运站很近，一下车，我就看见父母和弟弟，眼泪 “唰”地就流了下来。
父亲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不停地掉眼泪，他是多次上战场都没皱过眉头的老兵，我明白，他宁愿自己上前线，也不想让我去。可我也是一名军人。
和家人匆忙见了一面，吹哨集合后我们应该去军运大厅吃饭了，我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，不打算去。
父亲说：“不想吃，也去吃几口吧。”
“爸、妈、弟弟，我不吃了，一口也不想吃，在这里见你们一面，我很高兴，没有一点遗憾了。”